《你别无选择》读后感 读后感作文

比如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小孩儿，又特别渴望被关心被重视，那么他往往坏得不得了，挑衅捣乱，以出格的表现博得家长的特别关注。我觉得《你别无选择》中李鸣们的心理与此差不多，不过高级一些，他们渴望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

这个发生在20年前艺术院校里的故事，现在来看还是那么新鲜好玩。每个人都酷酷的，有些疯狂有些反叛，套用现在一个名词叫“另类”。李鸣闹退学，最终也没退成。石白能引经据典地对老师讲错的半个字予以反驳。马力把私人图书整理得像公共图书馆，连借书卡都不缺。森森一天到晚砸钢琴，边喊“妈的力度”。孟野经常闹失踪，娶了个爱情疯子的老婆，要求学校开除他，然后与其一同流放边疆。仅有的三个女生同样神经质，一个娇滴滴得像只猫，时不时喵两声。一个瞌睡大王，整日处于“懵懂”状态。还有一个女生算优秀，却被几个男生同时狂追，她也来者不拒。总之，所有的人都脱离了生活常态，穷折腾。在表面的混乱中，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音乐作曲，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刘索拉的小说，情节性不强，几乎写的都是音乐人的一种状态，有北京人神侃的风味。今天这样的小说很多，但不及刘索拉的雅。往往流于痞，动辄性呀做爱什么的，再加上粗话连篇，让人作呕。其实，属于年轻人的一股子反叛劲头、闹腾手段，从前和今日差不多。区别在于，李鸣们的反叛带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有追求充满激情，是成功前夜的躁动。而今天很多年轻人的反叛，却有一种颓废的情绪，生活太优越了，用不着追求，无所事事，所以瞎折腾。简单地说，刘索拉更偏重于精神，而那些人更偏重于物质。意境高低区别在于此。

好像是个巧合，20年后的今天，当文汇出版社再次出版了《你别无选择》及那些音乐小说的姐妹篇《蓝天绿海》《寻找歌王》时，书中描写的那些反叛形象们都已成就为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了，而且他们将在2006年首次相聚德国，与欧洲最高水平的现代室内乐团合作，音乐会首演以《你别无选择》冠名，拟做世界巡演，也将回到中国，这肯定是刘索拉当年没有想到的。

读后感别无选择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读后感

我曾错过一次见到汪曾祺先生的机会，至今都很遗憾。十多年前求学北大，我和几个同学负责张罗学术讲座，曾经邀请过汪老为我们做“文学漫谈”。当时他住城东南的蒲黄榆，距离北大相当之远，我本来该与另一位同学一起去接请汪老。但已记不清是什么缘故，我却未能去成，当晚的讲座也未听成。后来我请同学向我描绘汪老的形象，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就是这样简单的描绘，却让我对汪老愈加神往并想象至今，其憾其悔，也每见其深。但是，陆建华著《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汪曾祺创作历程和人生道路的书写及对其形象真切生动的刻画，却让我在另外的意义上走近了汪老。更为重要的是，阅读陆著，我还更加深入地领略了汪曾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作为其精神世界之核心的“生的执著与热情”。

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人生导师。陆著用了很多篇幅记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的交往，读来令人动容。1948年春，当汪曾祺在北平因为谋职无着而悲观苦闷的时候，沈从文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劝慰：“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1958年，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期间，沈从文又常写信，抚慰和鼓励他说：“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因此，对于生的执著与热情，一直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抵抗时生乖蹇的人生命运的精神资源。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汪曾祺博览群书，潜心阅读，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流寓上海任教中学期间，他独处陋室（铁皮小棚），也能自得其乐，读书写作；即使是在身为“右派”的四年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满怀热情地去劳动，去接触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甚至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地完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而这样的精神，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又是何其相似！身处逆境时况且如此，在较为顺遂的“新时期”以后，他的人生与创作，更是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一般以为，汪曾祺最为“复杂”的经历，便是他在“文革”时期曾经担任《沙家浜》的主要编剧并且受到江青的“赏识”。陆著不为尊者讳，在很忠实地记述汪曾祺“文革”经历的同时，又很详细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处境中的汪曾祺并没有发生精神的畸变，他只是以相当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知遇”。他“对江青既心存感激，又诚惶诚恐，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但绝不奴颜婢膝，更不阿谀奉承”。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中不顾江青“江湖口太多”的指责，瞒天过海地保留了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那一段后来被广泛传唱的著名唱词。1970年5月，当他获得登上天安门的“政治殊荣”时，“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而是“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这些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到，汪曾祺所执著与热爱的，无疑是一种健康、纯洁与明净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没有丝毫的心机与杂质，更是没有令人不齿的政治趋附。实际上，汪曾祺被陆著以“祸福相倚”所精当概括的“文革”经历，也在另外的意义上透露和诠释了他的“生的执著与热情”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拷炼”汪曾祺的精神与人格的“宝贵”机缘。这样一来，陆建华的著述，倒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对待载浮载沉的自身命运。在运交华盖的时候，能够保持“生的执著与热情”自属不易，而在被权力“恩宠”和“有幸选中”的时候，能够不骄矜、不忘形，从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执著于一种健康、明净和葆有尊严的“生”，则更加困难。我想这样的启示对于思考知识分子的当前命运，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

对于汪曾祺包括《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和《岁寒三友》甚至其早期小说《老鲁》和《羊舍一夕》等在内的几乎大部分重要作品，陆建华都很细致地叙述了它们的“生产过程”，诸如作品的生活来源、人物原型、创作缘起、写作历程和发表的经过，我们都能从中得到全面的了解。而作者对于作品的研究和阐发，则更使我们认识到，“生的执著与热情”，同样也是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最为根本的精神特征。对于这点，还是陆建华的概括最为精当。他说，汪曾祺“在表现旧社会生活时，总是让一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始终弥漫在作品之中。这就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基调，引人向上，增加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心”。阅读陆著，正是对于“汪曾祺的世界”的深深沉醉。“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我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走近了汪老，弥补了自己十多年前的遗憾——感谢陆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