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读后感之袭人莫轻看 读后感作文
记得几年前初读《红楼梦》时，对于书中人物，除了我们那位多情的玉兄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袭人了。
这么说来自己也觉得十分奇怪，而此话叫大家听了自不免更加称奇了罢，莫不都要问：读罢“红楼”，不仔细记忆“十二钗”中的女子，反而对一个丫鬟念念不忘，怕不是也受了宝玉之染而犯了呆劲罢？然而当时我确实就是这样，只是“呆呆”地喜爱袭卿一个。
有些朋友听说我如此，总是要怀上一种同我辩驳的态度来对我说：“袭人那么讨厌，你还喜欢她，有毛病！”甚至有时还会因为这事同我争个面红耳赤，总之是要我“放弃”袭人、要我同他们一般地去厌恶袭人。但我却始终“固执己见”，从不曾动摇过分毫，闹到最后，此事在我与友人们之间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说到朋友们嫌恶袭卿的根本原因，我却也知道并且理解——那全是由于“高某人”之故，事情的根由，只是我们那时所读到的还都是百廿回通行本《红楼梦》（其时我也尚还不知“石头”的其他版本），在思想上大大受到了后面伪续四十回中“高兄”劣笔的“感染”。
说句实话，当我将百廿回通读过一遭之后，也曾多少对我以前的想法产生了质疑，觉得是否自己从前“看错” 这“丫头”了？但由于我实在是爱喜她在先，而且爱得深、喜得切，所以，念头挣扎了一回，也就不再去理会袭卿后来的“大转型”了，只还将她当作心中的最爱。之后的几年，这等念想一直不改，无论旁人如何嗔谤于她。这或许就是我的“恋到痴处尽包容”罢。
直到后来，我由于受了“红潮”的影响，也开始自行“钻研”（不过也就是自娱自乐罢了）起《红楼梦》，这才逐渐对它有了略深一层的了解，得知了它竟还有许多异本、晓得了“程高本”的伪劣之处。如此，我便更加确定了自家先时对于袭卿的看法与“爱恋”，我便更加不再“惧怕”于朋友们的争驳了。
记得最开始喜欢上袭人，还只是因为从书中看到她温柔贤惠、知事通理，处处都从宝玉一面设想，总觉同双儿（金庸先生《鹿鼎记》中人物）有些相似，但她又比双儿有过人的地方，便是她对于宝玉的一些“不是”总不会像双儿那样过分地去迁就，并非事事都大顺其意而行之。
后来，在读到了附带“脂砚斋”批语的“石头”以后，通过那些夹杂在正文字里行间的小字，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袭人其女，她在我的眼中、心里似乎更渐清晰了，我竟好像是曾经同她终日相处过一般。
重读“石头”，我因了先前对袭卿的“恋”，对于书中有关她的文字就决意不再轻易放过，总都是反复读之再四，包括“脂批”。只觉得此女越读越能见出她的不平凡处，越“探究”得仔细就越感到她不像个丫鬟，以为她简直就该名列“十二钗”中才好，“十二钗”中无她，实在可惜！等到得见“脂批”点醒，被“告知”袭卿该是“十二钗副册”之首，我才略觉释怀——想她既出身丫鬟，自不好当真与“十二金钗”并列，但将她列于“副册”之首，却也再合适不过，试问舍她其谁？
再想想袭卿于书中的种种行事，套用“脂砚”一话，曰：爱煞！
爱煞，当真令人爱煞也！我只想再跟“批”一句：堪得此女为伴，夫复何求哉！
若还有不能理解我者，且随我仔细回忆袭卿种种。
可还记得“枫露茶”与“奶油酥酪”两节文字，特别是后事，旁个丫头子对那李嫫嫫擅吃玉兄特为袭卿所留吃食时的态度如何？而后来袭卿自家却又是如何从中调停而过的？——她只说虽然爱吃那些，但因早前吃多了闹肚子，倒是不敢吃了，之后就要宝玉替她剥栗子，就此将事情揭过，恐怕宝玉再像“枫露茶”那回一般，一怒之下摔出什么东西来惊动贾母。“脂砚”则在此处批曰：通部袭人皆是如此，一丝不错。足可见，后文之中袭卿性情依旧这等温柔和顺，根本不是“高某人”所“续”那般的“招人嫌恶”！ 共2页,当前第1页1
金丹元《中国艺术思维史》读后感
我一直以为，思维与思想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思维是一种更具深度的文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思维是决定思想的。因此就中华民族的艺术及其历史而言，其艺术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以及自古以来，中国人到底如何进行艺术思维，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烦难的学术课题，它关系到如何准确地把握中华艺术思维历史的人文素质、品格与规律问题。正因艺术思维史研究的难度较大，造成多少年来这一领域少有人问津的局面。而今读到金丹元近著《中国艺术思维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2月版)，很为他的学术勇气与探索精神所感动。该书“后记”指出，“艺术思维既不是一般思维，更不是单纯的哲学、美学、艺术学，却又与一般思维、科学思维、哲学、美学、艺术学都有联系。那么，如何联系？怎样才能将散见于中国古典美学、古代艺术作品中有关艺术思维的因素加以提炼，并使之归属思维范畴？”拜读全书，我以为该书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关系到作者自己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困难在于，怎样在人类学视野中见出中华传统艺术思维的民族特异性与人类共同性；如何在研究策略上，既将艺术思维与思想分开，又是不可避免地或者从艺术思想进入来揭示艺术思维的品格与规律，或者直接论证其艺术思维方式及其人文、历史过程以证明艺术思维史的“文法”实质及其规律。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关于“原始思维”，世界上每一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原始思维的历史与人文阶段，因此原始思维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然而，中华民族关于文化、艺术的原始思维，却更多地与原始巫术文化而不是原始神话、原始图腾相联系。同样的“天人合一”，从智慧角度考虑，是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所说的“诗性智慧”；从智慧角度分析，又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思维”。两者的区别，仅仅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的生命状态内部的区别，而这正如《周易》所言，天人“合”一于“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乃易理之根本，其实也是巫之根本。所谓“趋吉避凶”，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生”吗？生是巫，也是诗的主题。巫的感应、移情，是后之审美文化的根因；而所谓艺术思维，其原始方式，实际即文化思维。因为原始意义的艺术，是广义的，指包含一定审美因素的文化。《中国艺术思维史》论证其“思维”的人文“气质”，从“巫”、“天人合一”进入，这种学术理念与论思方式当是可取的。从“巫”谈艺术思维之“和”与“类比”、“现象”、“味象”等等，也是有理有据的。然而，任何历史的研究与撰写，其实都不能追溯历史之最早的源头，这正是人之存在与学术的尴尬与痛苦。从“农耕文化”与“巫”开始研究中华艺术思维的起因，应是学术研究之正途。然而，中华艺术思维的“第一因”，又不是“农耕文化”与“巫”，因为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为我们所难以把握的关于“艺术思维”的“前史”。尽管如此，《中国艺术思维史》一书对中国艺术思维的缘起、发展、流变，还是做了一次可贵的学术梳理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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