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春《大地笔记》读后感 读后感作文
——摘自刘长春《第一缕曙光的祝福》
以前，陆陆续续地读过刘长春的一些散文篇什，留下了一些朦朦胧胧的印象。那大致是随意中颇见个人性情，自然中葆有人文底蕴。这次集中阅读了他的散文新作集《大地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先前的印象更清晰了，已有的感受也更深刻了。我的感觉是，刘长春那些看似歌吟风花雪月的散文，在赞颂山水之神奇，花木之瑰丽之中，托出的是对自然的造化、天然的情趣的崇尚与留连，背后还常常孕有对景物的日趋颓变与文明的悄然流失的慨叹与惋惜。因而，那看起来像是“颂歌”的作品，读着读着就变成了“挽歌”，引人同他一起由欣忭到怅惘，由若有所失转入一种若有所思的境界
江南无雪，这在今天人们已习以为常的现象，其实并非正常。刘长春在《江南无雪》里，记叙了他在童年时代的“关于寒冷和飘雪的记忆”：那时候的“故乡的冬天”，“被风追逐着的雪，上下旋转着，左右飞舞着，飘飘洒洒，疏疏密密”；“小河结了厚冰，听不见流淌的声音”；而现在的江南，“没有寒冷，也没有雪”，以至于在孩子那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冬天怎么不下雪了？”作者在自己过去有雪的冬天和如今孩子无雪的冬天的两相比照中，写出的不只是童趣的演变与缺失，而还内含了对“大气污染”、“地球变暖”等生态失衡现象的忧思与忧虑。与这篇文章恰成反比的，是《三九闻雷又遇冰雹》一文。这篇文章由隆冬时分的先是高温天气居高不下，接着是某日“天地忽然黑暗，混沌一片，雷声大作，风雨撼窗”，描绘了江南天气日见异常的另一种表现。有意味的是，作者在结尾处写道，“倾听惊雷，倾听冰雹，倾听暴雨，倾听大风，其实也是倾听大自然的教训。”话语不温不火，个中自含深意。还有《鱼之忧乐》，写因人们的过度捕捞而使灵河的“将军鱼”几近“灭绝”；《不见大雁》写因自然环境的恶化使大雁绝迹从而也使天台八景之一的“清溪落雁”成为历史的记忆。在这些篇什里，作者由天气、景致与物种的变异与消失，就生存环境的现实危机发出了一声声叹息，也就维护环境的时不我待发出了一声声呼吁。
另有一些篇什，则是由来忆往，抚今追昔，在一种现场的胜景游历与超然的精神遨游的相互连结之中，慨叹文明的流失与文化的退隐。《遗憾的西安》的写作，系作者的西安之行的有感而发。对于西安，他怀着美好憧憬乘兴而来，然而，没有王维诗中“青青柳色新”的那种景致，有的只是“枯竭的河水”、“狭窄的河床”和“裸露着的石子滩”；而“灞柳风雪”不仅毫无踪影，压根就“找不到古灞桥”。最后，只好与古都西安“黯然伤别”。《古城墙漫步》一文，由西安因保留了城墙带来的自豪，说到北京因拆除了城墙留下的遗憾，尔后又说到台州府城临海的古城门的被拆除、古城墙的被改建，以及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所流行的“仿古热”，历数了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可惜”的古建筑拆除，临了一句“如何看待与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感喟，诘问中不无愤懑，简洁中透着深沉。作者是远足旅行的爱好者，更是赏鉴文明的有心人，在他的笔下，古代文明正与我们渐行渐远，近代文明也在种种名目的蚕食之下岌岌可危。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天台平桥镇的故居，因无人把它当回事，已日益“颓败”（《陆蠡故居》）；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在台州中学的故居——“佩弦楼”，经历了一番“拆与不拆”的争论后，“到底还是拆了”（《台州中学的“佩弦楼”》）。在讲述这些事件时，作者没有太多的议论和直接的评断，但溢渗在字行间的失落与遗憾却殷殷可感，那同样也隐隐撞击着读者，让人为之惋惜，引人深长思之。
刘长春的散文，入手平实，行文自然，似乎是信手拈来，确乎又钩深致远；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外在上虽不有意刻削，而内里却有一条情思的主线，并用它来串结细节，连缀感悟。这种“外松”而“内紧”的状态，正是好的散文作品的重要品质之一。其次，我还很喜欢他的散文语言，那总体上说是简朴又雅致，敏动又感性，间或在叙事中跃然而出的感叹与感喟，常常精警又凝练，怡情又悦性。如《萤火虫洞之光》中的“世界上许多独一无二的景点，因为独一无二的构思而相得益彰。”如《不见大雁》中的“蓝天空旷，没有大雁飞过。天空寂寞，人也寂寞。”这些语言，情与理相交融，思与诗相结合，给他的作品平添了不少色彩，增加了许多韵致。然而，让人感到不足的是，这样有滋有味的语言表达，似乎还比较少见；而那种由“物”说起，最终落到“人”的套路，似乎又太多见。看来，散文写作之于刘长春，还有需要进而解决的问题，而这，也使他还有着相当的发展空间。 共2页,当前第1页1
《爱经全书》读后感
爱经全书》［古罗马］奥维德著、曹元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9月版《爱经全书》包括《爱经》《爱药》《美容》《恋歌》四部，内容涉及男女恋爱技巧、艺术的探讨，情场失意的诊治药方，女性饰容艺术以及对具体恋爱情境的歌咏……《爱经》成书于公元前2年，罗马帝国骄奢淫逸的社会风习给此书打上深刻烙印。刘易斯·梅评论在《爱经》里，“一切都是明快的，都如阳光普照一般，给人以美感，同时又浮浅得可爱，雅致得无与伦比，娇媚得无可抵御，虚假得完全彻底”——这些对《爱经》的品评，其实处处通向当日的时代，阅读《爱经》，也是了解罗马帝国社会风尚的一个合适入口。
关于《爱经》在中国传布还有一则有趣的典故。1929年，诗人戴望舒替水沫书店译《爱经》出版，3月23日《申报》登出广告，内中有“多情的男女青年当读”等语，次日同报又登出世界书店发行《唯爱丛书》的广告，这是红男绿女的消遣读物，鲁迅一时失察将二者相提并论，在致韦素园的信中有一段针砭时弊的话：“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已有《唯爱丛书》和《爱经》预告出现。”后来孔另境为出版《现代作家书简》向鲁迅征集书信，翻译家李霁野明白奥维德的长诗向被视为欧洲古典名著，于是向鲁迅建议，最终删去了原信中“和《爱经》”三字，也洗清了戴望舒的冤枉。
奥维德笔下自然有轻浮不严肃的文字，但从总体上来讲，正如译者所言，《爱经》“关注的是男女平等的恋爱艺术，探讨的是如何赢得对方垂青的问题，而不是性爱社会学或性爱房事学”。
